1959年12月4日，原来的天津警备总司令部的中将总司令，还管着天津城防司令部的陈长捷，得到了特别释放。跟他一起，在第一批被特别释放的，还有徐州的“剿总”中将副司令，同时还是前进指挥部主任的杜聿明，第二绥靖区的中将司令，也兼着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以及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中将主任宋希濂。

包括最后一任皇帝溥仪，总共有三十三人被首批特赦，这里面有十个人是从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出来的。

陈长捷刚到战犯管理所那会儿，心里头觉得憋屈，甚至还赌气不吃饭，以此来表达对傅作义的不满。不过，后来在杜建时、沈醉等人的劝说下，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自己会以战犯的身份被关进功德林，说到底，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陈长捷在他的《天津防守经历》和《被俘天津纪实》里头说了，他当时有三个意外，心里还盘算着再硬撑一下，好给自己多留点谈判的底牌，或者找机会溜之大吉。跟他一起在天津被抓住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也是天津防守的副司令林伟俦，也写了本《天津战役的真实情况》。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瞅瞅，就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陈长捷当时可能已经感觉到林伟俦想向他黄埔时期的室友投降，可他为啥没直接点破呢？要是陈长捷当时公开说要起义投降，那参加会议的其他四个人，谁会支持他，谁又会反对他呢？

陈长捷回想起，1949年1月11日那天，我一收到解放军的最后通知，当晚就立马找了天津市长杜建时、副司令秋宗鼎、军长刘云翰和林伟俦一起商量。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打着小鼓，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不说话。我只好把通知拿出来，他们四个见状也都掏出了通知，这才开了口。估计大家会前都收到了通知，心里应该都有数。但刘云翰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一声不吭。杜建时、秋宗鼎和林伟俦看起来有话想说，却又因为特务在旁监视，支支吾吾的不敢直说。

陈长捷瞧见杜建时、秋宗鼎和林伟俦想说又不说，心里琢磨着林伟俦和围城大军的头头壹零壹关系不一般，他差不多能确定林伟俦是支持起义投降的。毕竟，陈长捷手下有眼线盯着呢，特别是像林伟俦这种老蒋的“亲信”，他可从没放松过警惕。

聊起陈长捷麾下的密探，大家脑海里肯定浮现出“吴敬中”的身影。其实，在真实故事里，保密局天津站的头头儿还真是这么个人物，只不过他的名字是吴景中，不是吴敬中罢了。

在天津被包围前，吴敬中就已经溜之大吉了。接下来，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了个新的头儿，叫李俊才，是个少将处长，他也可以算是陈长捷的手下。

陈长捷遵照傅作义的命令死守天津，他为此做了周全的安排，同时，他也一直紧盯着那些不同阵营的将领，没有丝毫放松。

陈长捷回想起来说：“我清楚大家心里可能都有点小九九，林伟俦就老对着秋宗鼎念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但就是没人敢把心里话掏出来。要是那时候我们能掏心掏肺地聊一聊，说不定就能找到条活路。可问题是，老蒋的队伍里特务泛滥，弄得人人自危，谁都不敢轻易相信谁。”

陈长捷这段回想挺有意思：他讲因为特务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敢轻易相信对方，这是不是在说，他不信林伟俦，林伟俦也同样不信他？那些在各个军队里安插的特务，会不会是既有老蒋那边过来的，也有陈长捷自己这边派去的呢？

陈长捷能知道林伟俦和秋宗鼎私下聊天的内容，肯定不是秋宗鼎泄露的——有资料表明，天津解放后，秋宗鼎没有像陈长捷、杜建时、林伟俦那样被关进战犯管理所，也没像刘云瀚那样溜走（具体怎么走的，咱们以后再聊），而是得到了北平起义将领的待遇，所以，他和陈长捷不是一伙的。

我查了查那七批被特别释放的战犯名单，找来找去都没找到秋宗鼎的名字，看来他确实没被当成战犯来处理。

秋宗鼎虽然没在黄埔军校待过，但他毕竟上过陆军大学，那时候这就像是得了份“黄马褂”的荣誉，也算是蒋介石直接管辖的人。而且，秋宗鼎还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因此陈长捷也摸不清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陈长捷说，他本来是有机会逃跑的，但被包围后，他天天都在等傅作义让他投降。他说：“我本来可以不用做俘虏的，逃跑或者起义都行。可天津被围后，我就知道完了，毕竟孤城被围，从没见能守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谈判投降。”

天津被围得严严实实，陈长捷明白自己既守不住也跑不了，同时北平那边的谈判一直拖着没消息，他只好自己做主，去问问“四将领”的看法——杜建时虽然是市长，但他可不是一般的文官，以前当过北宁线的护路司令，还是个少将呢。

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头，杜建时说他劝过陈长捷要么起义要么投降。但真实的历史记录里，杜建时可不是叫陈长捷缴枪投降，而是想带着兵马从塘沽坐船逃跑。结果陈长捷用命来逼他，害得他没跑成。这么说来，杜建时也算是被陈长捷给“拖累”了。

杜建时是小蒋身边的亲信，他被提拔为天津市长，其实就是小蒋派他去盯着陈长捷的。同样，吴敬中能从军统东北区的头头调到天津站当站长，也是为了看住陈长捷，因为吴敬中和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是同学。

在杜建时面前，陈长捷总是藏着掖着自己的真实心思，不过面对林伟俦，他心里倒是有点“底”：林伟俦不是收到了他黄埔四期时同宿舍老同学的亲笔信嘛，指定巴望着陈长捷早点反水，这样他自己也就不用东躲西藏，被追得到处跑了。

林伟俦和壹零壹是住一个宿舍的室友，壹零壹睡在下面的床铺，而林伟俦睡在上面。有一次，睡下铺的壹零壹拿起枪，不小心开枪把睡上铺的林伟俦的枕头打了个洞。这事儿在《文强亲口说的自己的故事》里有清楚的记录。

二林非常珍视那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同学情谊，林伟俦回想起，那封信最初是在城外先交给了他，然后他再转交给了陈长捷：“那时候气氛挺尴尬的，我就问陈长捷这信要不要回，毕竟解放军的送信员还在我们军部等着呢。”

林伟俦把“最后通牒”递了过去，解放军的传信员就在林伟俦的军营里候着回信。陈长捷就算再笨，也不可能不猜疑林伟俦心里已经打起了起义的算盘。特别是看到“林伟俦急着要回信”这个小动作，陈长捷更加确信林伟俦是想向他的黄埔四期老室友投降了。

刘云瀚逃跑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想反叛还是想硬扛。而杜建时在他的回忆录《抢修城防也没用，天津战役国民党军全军覆没记》里说了，他一直都在偷偷给老蒋告密，打算死扛到底：“傅作义把已经安排好的第九十二军和第六十二军调到了南口怀来那边。这种哪儿疼治哪儿的笨办法，正好中了解放军的圈套。结果不光让第三十五军、一〇四军、一〇五军这些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十万人都被歼灭了，还让芦台、杨村没了守军，塘沽、天津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这些情况，我都赶紧发电报告诉了蒋介石。”

陈长捷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商量要不要投降。杜建时心里其实早有了主意：“那时候我就想，蒋介石栽培我这么多年，我不能背叛他，而且我也不方便出面。于是，我把陈长捷拉到另一个屋里，问他有什么打算，又把林和刘带到另一个房间，问他们怎么想的。”

一直到被抓的那一刻，杜建时还在硬撑：“我手下的人谢壮图突然从后面把我腰里的手枪夺走了，身边的守卫都让我从楼上办公室躲到地下室去。我还是坚持把机密文件都烧完，然后才肯下楼。”

刘伟俦回想起来，那时候刘云瀚也被抓了。他说：“五号一早，天津城里的部队都挂上了白旗投降，到了下午两点左右，全部都被缴了械。枪声没了，街上的交通也恢复正常了。一群一群的俘虏，被解放军带出城去。天津的防守司令陈长捷、第八十六军的军长刘云瀚、天津市长杜建时，还有我，都当了俘虏。”

查了查历史资料，发现刘云瀚并没被关进战犯管理所，他回了老蒋那边，做了长沙绥靖公署南昌指挥所的副主任。后来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起义了，刘云瀚就往南逃，还当上了新成立的蒋军第十二兵团第十九军的中将军长，最后甚至在金门和解放军打得不可开交。

这么说来，陈长捷那时候真的挺为难：他只能猜到林伟俦可能想起义，杜建时就像是派来监视他的眼线，而秋宗鼎和刘云瀚的心思他又摸不透。那他怎么敢大张旗鼓地宣布起义投降呢？要是陈长捷叫这四个人放下枪，又有几个人会听他的呢？